8月21日，恰逢農歷7月15日，中紀委召開會議，發出“月餅禁令”，要求：“堅決剎住中秋節、國慶節公款送月餅送節禮、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過一個歡樂祥和、風清氣正的中秋和國慶佳節。”

　　更加不同尋常的是，接下來中央又連發三次通知，被外界解讀為強化中秋的反腐工作。

　　仔細研究三次禁令內容，可以發現，此次禁令的重點在于不得使用“公款”送節禮送月餅，而私人送禮，中秋節正常的人情往來并不在此列。然而禁止公款送月餅送節禮，僅是一個基本要求，中央試圖以此禁令遏制往年中秋節期間集中爆發的公款吃喝、旅游、高檔消費、濫發津貼、補助等形式的“三公消費”。

　　中央禁令出臺后，陜西、山東、甘肅、浙江、湖南、江西、吉林各省紀委以及重慶市、天津市、上海市紀委都陸續召開會議，傳達中紀委會議精神，要求嚴剎中秋公款送禮之風，嚴抓頂風違紀者。

　　繼去年年末中共中央軍委發布“禁酒令”、今年上半年國務院要求“五年內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中宣部等五部門發文要求“禁止豪華辦晚會”之后，中紀委如此直接而頻密地發出“月餅禁令”，再次引起巨大輿論反響并和市場波動。

　　高價月餅和團購“腰斬”

　　中紀委如此直接而頻密地發出“月餅禁令”，對百億市值的月餅市場構成了直接沖擊。有媒體援引業內人士的說法，月餅銷量總體將下滑至少20%以上，因月餅訂單減少，不少月餅生產企業今年早早就歇業。而酒店、零售等渠道的月餅銷售也會受到影響，目前業者都急忙調整客戶群，向外企或個人消費者轉向。

　　 “月餅禁令”來勢洶洶，但其實各家月餅廠商對此早有察覺。

　　行業內資深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年初的月餅行業會上，大部分廠家已經達成共識，一是今年整體經濟形勢不好，月餅消費也會走低。二是，國家限制三公消費，白酒、高檔餐飲消費都受到了嚴重影響，200元以上的高檔月餅也會乏人問津，需要減產。

　　行業內高級顧問羅寶鑑曾在今年7月份時，曾建議部分月餅廠商，首先按照往年銷售量總量的60%-70%做生產計劃。其次，要進行產品結構調整，200元以上的高檔月餅只做樣板；加大中低檔月餅生產。

　　“月餅和政經其實息息相關。月餅廠家定生產計劃要先研究整個大形勢。年初時我就說，今年豪華月餅銷售會減少，國家要‘打老虎，打蒼蠅’，沒人敢送豪華月餅。”具有50年行業經驗的羅寶鑑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此番月餅禁令主要是結構性影響。價格為300-500元以及500元以上超高端的月餅下滑50% 。”中投顧問行業研究員簡愛華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面對禁令，企業根據市場的變化也提前調整了產品結構，并未囤積高價月餅。廣州酒家集團總經理助理趙利平表示，“廣州酒家80%的月餅價格在200元以下，以大眾消費水平為主。去年最貴的是888元的燕鮑翅月餅，今年已取消了。今年最貴的月餅每盒488元。”蘇州稻香村全國銷售總監姜化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今年總體銷售量持平，300元以上的高檔下降50%以上，100元以下的中低檔增長了30%以上。”

　　行內人士提供的數據顯示，從目前生產的情況來看，市場上200元以上的高檔月餅銷售占比不超過20%，100-200的中檔月餅占比50%，100元以下的月餅中檔偏低的月餅占比30%左右。而往年的這個比例是1:1:1.

　　月餅禁令也讓諸多企事業單位的團購慘遭“腰斬”。一位不愿具名的行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透露：“中秋送禮是對注重人情往來的中國人必不可少，散客購買月餅幾乎沒有受到影響。而企業通過團購為員工提供隱形福利，鞏固個人與政府或者企業之間的關系網絡，而現在這些渠道都受阻了。”

　　業內資深人士表示，廣州的月餅市場，往年的團購量超過零售量，占總銷售量的一半以上。而今年月餅團購量比去年下降50%以上，為近10年來最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團購以來，至今從沒有出現下跌。而今年如此大幅下跌還是首次。

　　廣州某大型連鎖超市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今年月餅銷售形勢很不好，很多國企連發給員工福利月餅都十分謹慎，有的減少了團購數量，有的甚至取消了。”

　　不但月餅團購遭腰斬，往年經常與月餅搭配出售的高端煙酒茶，銷量也有了明顯的下降。做高檔煙酒團購生意的吳林告訴時代周報：“一個中秋節抵得上平時三五個月，而今年中秋節和平時沒什么區別。” 幾年前他在四川攀枝花租下了一個門面，主要針對政府機關單位大客戶團購。2011年開業第一年他就實現了不錯的盈利，然而2012年“禁酒令”后，銷量就急劇下滑，他原本指望中　　遏制節日送禮效果初現

　　提早整整一個月，中紀委就嚴肅地直接發出了“月餅禁令”。隨后，中央兩周內又三發中秋國慶不得公款請客送禮禁令。月餅禁令橫掃上下，根據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一時間月餅成了燙手的山芋，收禮者唯恐避之而不及。

　　北京市某機關工作的李先生每年中秋至少能收到50份月餅，而今年一盒月餅都沒收到。上海市經信委某干部表示到現在還沒收到過月餅券，“就是有人想送，我也不會收。” 深圳海關一位中層干部也明確表示，今年不收月餅了。

　　一位經理去年的這時候他已經收到哈根達斯、大班等高檔月餅80多份，而今年只收到很少的幾份，而公司亦發出相關的通知，指示他今年不再送月餅，“送月餅不一定有什么好處，反而會帶來麻煩。”

　　江蘇某農行信貸經理老渠(化名)說：“往年這個時候，領導已經通知了采購月餅的具體事項，但是今年直至目前，還未做進一步的打算。”某國有企業負責公關事務的陳小姐透露，由于今年國家一再強調不能公款吃喝送禮，今年單位取消了給外單位送禮，月餅券至今也沒買。

　　節日送禮，究其原因就是權力。有順口溜形象地說出了節日送禮的原因。對政府官員而言：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異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對企業和個體戶而言：“利潤所在，利益攸關，逢年過節，禮不能慢。”對于行政事業單位而言：“規則成本，公家買單，資源浪費，與我何干。”

　　 “公務員系統內下級給上級送禮，中秋也是少不了的。一部分為求升遷，不送禮怎能高升和保留職位呢。而另一部分其實是為求自保。過節了不表示一下，領導就會認為這個人不懂官場規矩，好事輪不到，壞事都挨上。下級給上級送禮，人情往來，禁令很難堵死。事業單位公務員的升遷機制決定了，下級升官靠上級提拔。官場要公開、透明的土壤才能杜絕官場公款送禮文化。” 一位前公務員向時代周報道出了官場送禮的規則。

　　公款送月餅送節禮的一個重災區就是下級單位給上級單位送禮。“像公路局、交通局、藥監局、人事局這樣的單位手中掌握巨大的權力。其下級單位想在經營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政策和資金的好處、便利，必須公款送禮，這已經不算是潛規則了。”前事業單位員工劉先生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受月餅禁令影響，部分私營企業也取消了給政府部門送禮的計劃。李先生是某上市公司集團中層，主要負責開發前期拿地。拿一塊地前期報建需要找幾十個部門蓋章，而往年中秋前兩周時，正是他集中給多個部門送禮的時候。他向時代周報記者說：“平時送小禮，潤滑關系，節日送大禮，表示心意。如果有特殊目的，節日是很好的借口。但今年恐怕要緩一緩了。”

　　為了不撞到槍口，一部分基層公務員、事業單位的月餅福利也被取消。車麗是茂名市茂南區某中學教師，照例她每年中秋節前都能收到單位發的一盒月餅。今年受禁令影響，本該有的福利卻被取消了。

　　不只車麗，茂名市的公務員和教師系統今年都受到影響。茂名作為全國“三打兩建”的重鎮之一，近幾年下馬的官員超過50個，而為了配合中央八項精神與整治四風，在習近平總書記上臺之后，大部分的國企、事業單位甚至取消了春節吃團圓飯的傳統。除了茂名，廣東惠州、汕頭、揭陽等地均有公務員均表示受禁令影響，月餅福利被取消。

　　“就算人家發了月餅也不會告訴記者的，大家只會說要勤儉節約說沒發，怕被揭發”知情人向時代周報透露，“雖然茂名公務員系統確定不發月餅，但不排除私底下會發。之前有單位在春節吃團圓飯的時候被上報，所以現在大家發福利都不會明目張膽了。”

　　短期禁令遭遇治本難題

　　據了解，往年也有關于月餅的類似禁令出臺，最典型的要數2006年出臺的《月餅強制性國家標準》(俗稱“瘦身令”)，其對月餅的規格、質量、包裝作出了強制性規定。但是從當年的實施情況看來效果并不明顯。不少企業打著“瘦身令”的擦邊球，生產廠家在月餅餡上做文章，銷售商家改變月餅銷售渠道，在互聯網上將天價月餅改頭換面又開始出售，且業績頗豐。令行不止，有令不行成了國家有關部門頭痛的難題。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認為，這次的月餅禁令能在短期內如此卓有成效，與其出臺的大背景有很大關系。該禁令是對中央“八項規定”的重要補充與延續，在兩周以內提及三次，說明國家下定決心“整治四風”，再加上本次違反國家規定的懲治力度加大，監控設施完善，并且有微博等作為輿論平臺的支撐，禁令實施效果顯而易見。

　　但是范柏乃同時擔心：“目前來看，短期內禁令能暫時扼殺腐敗和‘三公消費’，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由于目前三公消費的預算機制不完善、監督監管制度不嚴謹，缺乏具體實施細則和懲處條例，導致官員容易滋生‘我這方面不用，可以花到別的方面，今年花不完也要提前預支的想法’。”

　　自1994年分稅制以來。中國不斷跨上新臺階。在1998年，全國財政收入突破1萬億，2011年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伴隨著財政收入連年增長，現行財政預算制度不足日益凸顯，預算外資金不受約束等問題受到外界高度關注。

　　而國家預算里有一個專門的科目—其他收支，此科目成為三公消費的灰色地帶。由于對該項沒有具體詳細的明文規定，導致很多政府部門容易存在僥幸心理，將超出的部分用‘其他開支’的名義申報。而該項數據的使用情況難以查明，最終也只能不了了之。

　　據統計，三公消費呈連年上升之勢，到2012年才開始有所下降。遏制三公消費的禁令在重大節日出臺頻繁，特別是領導換屆更為明顯。

　　在政府信用高度缺失和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條件下，僅僅依靠體制內監督和政府自我監督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三公”消費問題的。范柏乃建議。“要想徹底解決三公消費的難題，必須建立一個創新突破現行的監管制度，充分發揮民間的智慧和公眾的力量，構建公眾參與的長效化治理機制，著力提升‘三公’消費治理的精細化、網絡化和科學化水平，真正把”三公“消費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政府官員不敢浪費、不能浪費和無法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