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國貧富標準線(年收入)：超級大富豪5000萬以上；大富豪1000萬~5000萬；富豪300萬~1000萬；高產者30萬~100萬；中產者15萬~30萬；低產者8萬~15萬；窮人3萬~8萬；很窮的人1萬~3萬；非常窮的人5000~ 1萬。”
“新白領標準：月薪2萬元以上；至少有兩居室；有至少15萬元的代步車……”
在網絡上，這樣的段子通常會被瘋狂傳播。當然，轉發的主體一定屬于所謂新標準中靠后的幾種群體。在非常具象的階層譜系中，他們得以對照自己的處境，并且能夠清晰丈量出與前方目標的差距。對于具備基本大學教育背景和勞動能力的人群來說，中產是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實現的路徑雖然日益艱難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這樣的心理預期支撐著他們奮斗，自我勉勵、對抗生活。
虛耗的成本
田秋最害怕在單位請客吃飯。她就職于北京的一家國企，收入不算很高但穩中漸漲，足以保持寬裕的生活。壓力來自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同事，他們多是其他國企老總的子女，而田秋是僅有的幾個來自普通家庭的員工之一。每天晚上還沒到下班的時候，辦公室里的女同事們就已經開始熱絡起來，商量著等會要去哪里吃飯。這是田秋每天最忐忑的時刻，她既希望能夠被邀請，也糾結于要為加入這個圈子付出相應的成本。“跟她們出去吃飯，你不可能一次也不請，至少也要花個好幾百，多則上千。”田秋為此而疲累，并且對富人的聚會熱情感到不可思議：“光棍節、三八節、生日……只要你能想到的節日她們都會相邀吃飯，任何一個名目都能讓她們湊到一起。”最夸張的一次，一個同事的入職一周年紀念日，花了七八千塊請客。
不想換工作，就得融入她們，田秋開始學習禮尚往來。一天下班，她準備請關系較好的一個同事吃飯，沒想到對方熱情地邀請了其他人，最后“串聯”了更多的人。在她們那里，這僅僅是一頓熱鬧的晚餐，但是田秋腦中反應出的是一張超出自己經濟能力的賬單。
田秋不是一個虛榮的人。她已經把自己的生活要求壓到了最基本的標準。去年“五一”，原本都已經訂好了去杭州旅行的車票，但是看到臨近假期便成倍漲價的賓館，最后還是下決心退了火車票。周圍的人幾乎都有數套房產、開好車、用名牌，她連羨慕的勇氣都沒有：“雖然有信心未來一定會更好，但跟她們不能比，起點差別太大了。”她只是不想被邊緣化。
大部分處在中下階層的人并不會有為“融入富人”而疲于應付的體驗，但是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為人際支付額外成本的壓力。中國社會的人際屬性決定了個體、家庭為人脈、人情不得不付出與所處層次相對應的“維護費”。在一個關系即資源的社會生態中，保持和拓展“圈子”似乎已經成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所小城市當英語老師的何佳更是為此不堪重負，每個月的工資不足2000，在當地不算很低，節省一點，完全能夠養活自己。讓她郁悶的是，學校里的年輕人太多了，隔一小段時間就有人結婚。常常是工資到手沒幾天，份子錢就已經花出去了一半。
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層人群的財富積累。因為不放心，所以寧可花高價買進口奶粉；怕孩子落后于人，就上各種各樣的培訓班；為了不out，即便氣喘吁吁，也要緊跟消費的導向和潮流，保持對各類電子產品的更新換代。每個人都被社會洪流裹挾前進。食品(行情 專區)安全問題的頻發、教育的功利性變形和消費品與身份掛鉤的價值取向擴大了社會的非理性，進入了一個用金錢才能買來安全感的時代，無謂的消耗就此形成。中下階層的生活成本因而變得更高，窮于應付。
當然，這還不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高企的房價幾乎拖垮了每一個中下層甚至中產家庭，貨幣實際購買力的下降、稅費的增加、水電費等公共服務的價格攀升，外部經濟環境和虛耗的成本疊加，使中下層通過財富積累實現上升的可能性變得更小。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據近年的中國城市居民家庭收入與消費調查數據做出了分析。對比不同的社會階層，家庭節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階層花費更多，他們依然可以有著比低收入階層多得多的節余；第二，高收入階層節余的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階層；第三，如果說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消費與支出的差異巨大的話，其節余的差異更令人吃驚。以2005年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擁有了當年所有城市家庭節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僅僅擁有不到10%的當年節余。
王天夫說，收入差距對于社會結構的分化作用顯而易見。但是，消費與財富累積上的差異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作用更為隱晦與深遠。這是因為它們不僅僅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發展機會、制造社會隔離，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財產累積上的分化，關系到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以及社會不平等在代際間的傳遞與延續。
投資下一代
社會不平等的傳遞與延續讓大多數身處中下階層的人更加恐慌，他們從一個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極差中窺到了冷酷的現實：那就是，這種延續已經不是可能性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他們不得不做出竭盡全力投資下一代的“理性選擇”來抵抗階層板結的風險。
翟繼光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出身于江蘇徐州的農村。讀書改變了他和自己家庭的命運，1997年，考進了北大法學院，并且讀到了博士。他知道，女兒不可能復制自己的軌跡，僅僅借助考學這個跳板脫離一窮二白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起點的高低在一個人的成長和上升中舉足輕重，甚至已經壓倒了后天的勤力和奮斗。
因此，翟繼光努力地培養自己5歲的女兒。“給孩子花錢就特別舍得，每次去香港出差，都要帶回10幾罐奶粉。給自己買套西裝總是會猶豫，是不是還可以再穿幾年。”翟繼光說，這是他身邊很多人的生活，很多人結婚前花錢慷慨，有了孩子之后都開始在自己身上節衣縮食。女兒還沒上小學，但是已經學到了很多特長：輪滑、畫畫、鋼琴。
“現在很多學校都對特長有要求，家長們也就趨之若鶩。并不是從興趣出發，主要還是考慮對她以后的升學有好處。”翟繼光說，這其中最花錢的是鋼琴。“入門級的鋼琴一兩萬就可以，但只能讓小孩玩一玩，如果想讓她在這方面有所發展，起碼要買一個中檔的，大概3萬左右。考級升高，鋼琴也要跟著換，至少要買二三十萬的才行。這還只是一筆固定投資，學費的投入也很大。昌平還算便宜的，半小時100塊錢，城里的收費是200元。小孩越往上學，學費越高。要想在升學中獲得加分，至少要考到鋼琴五六級的水平，學到這個程度，沒有好幾萬是不夠的。”翟繼光算過一筆賬，要想讓小孩考到9級，學費至少10萬元，而且只是請普通的老師教，頂尖的收費更高。
女兒即將升小學，按照北京的劃片，翟繼光既可以選擇讓她在昌平讀書，也可以到政法大學位于城里的校本部附近。如果要到城里來，女兒只能上中關村(行情 股吧 買賣點)四小，他打聽了一下，這個學校雖然比昌平的小學好一點，但在海淀區的排名并不靠前。妻子覺得應該托關系讓女兒進更好的中關村一小，這所學校不在政法大學的劃片之內，要交高昂的贊助費。而且，如果全家搬到城里，成本太高。權衡再三，他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決定讓孩子留在昌平。
田秋有時候也覺得詫異。她認識的人里面，無論經濟條件、知識層次高低，每個家庭似乎都圍繞著孩子而花錢。親戚的女兒才讀初中，但是雅思、游泳、音樂的各種證書已經拿了一堆。小升初簡歷上的獎項分量讓她汗顏。每周末去親戚家，她很少能夠見到這個表妹，永遠都是在學習各種技能和特長。另外一個到北京打工的親戚，生活剛有好轉就開始張羅著為孩子找英語補習班。“無論富人還是窮人，在對待孩子的態度上都差不多。”田秋說。盡管不可理解，她也希望自己將來的孩子能夠上一個好學校。
中國傳統的“望子成龍”式家庭文化固然根深蒂固，但是從社會心理層面來說，他們把對生活現狀的不滿和上升通道的局限歸結為自身的起點太低，因此才要奮力把下一代托向肩頭，以期在未來的社會結構再造中獲得與“官富二代”們公平競爭的資本。
成功的途徑
近幾年，全世界范圍內都在討論中下層貧窮化，中產階層“下流化”的問題。“中產階層下流化”是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過去二三十年一向穩定的日本中產階層正在萎縮，年輕一代從中產躋身“上流”者鳳毛麟角，淪入“下流”者卻源源不斷。“下流化”的概念迅速被中國學者接受，并且成為解釋中國階層現實的工具。權力和資源的少數人壟斷，以及“劫貧濟富”的再分配制度，使得過去30年改革所激發的社會活力大大降低。
那么，通過自我奮斗實現成功的路徑還剩下什么？翟繼光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參照。
前段時間，他的一篇寫于2007年的實名博客再次在網絡上火了起來。文中描述了他為剛出生一個月的女兒辦準生證和戶口的艱難經歷。“當聽說你媽媽懷孕時，我感到意外的驚喜。但隨后的事情讓我感到，把你帶到這個世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憑你爸爸這個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一個月可憐巴巴的五六千塊錢是不可能給你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的。”翟繼光寫道。因為自己是集體戶口、妻子是外地戶口，他們又沒有買房，所以孩子不能在北京落戶。經過了北京、江西兩地奔波辦各種復雜手續的過程，總算上了戶口。其間受到的冷眼和奚落，他只有寫出來一吐為快。
當時的翟繼光怎么也不會想到，今天的他不僅有房、有車、無貸款，而且能為女兒提供優渥的生活環境。“女兒經常跟我說想去香港迪斯尼樂園，我們總沒時間去，但也僅僅是因為時間，而不用考慮來回要花一兩萬。”翟繼光說，所謂的中產階層，大概就是不用為錢而發愁。6年前寫那篇文章時的心情他永遠不會忘記，但艱難的生活已經徹底擺脫了。“可能每個人都會經歷那個階段，那時候剛到政法大學一年，手里不僅沒有什么錢，還有10萬元欠債，家里還有4個老人要養。”
與其他年輕的同事相比，翟繼光是幸運的。他教的是稅法，并且順利地評上了副教授。因此，外出講學、教課的機會越來越多。學校里教英語或計算機的老師大多還過著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而他已經超越性地實現了目標。“有的老師很多年評不上副教授，單純靠工資收入肯定是不高的。副教授跟講師雖然只差一級，但是掙錢的能力有天壤之別。”翟繼光說。
加入到掌握社會資源的階層，才能完成個人財富的原始積累。翟繼光的中產之路透露出這個時代的成功之道。
袁鴻正在這樣的一條路上奮斗著。2005年自東北一所大學畢業后，他來到了北京，每個月收入不過四五千，30歲了他仍然沒有女朋友。從工作到現在，一直住在10多平方米的單位宿舍里。為了省錢，他每天都去附近的大學當“蹭飯族”。幾年來，他的考研都沒有成功。2011年，他決定考分數線較低但價格不菲的MBA，為此拿出了所有的積蓄10萬元，這是他“絕地反擊”的最后機會。在MBA班里，他是最窮的學生，既不為鍍金，也不是去擴大交際層次，僅僅是為了獲得一個應屆生的身份，這樣才能考公務員，過上體面的生活，擁有北京戶口。
加入“體制”是“無爹可拼”者向上流動的最優選擇。這是階層隔離教給年輕人的最切實的社會規則。他們還未出校門，就已經對此熟諳、認同，并且用加入考公務員大軍的實際行動做出應對，為未來的社會身份塑造博取一個機會。
今年春節過后，田秋和她的愛人再也不用租房了，終于住進了屬于自己的房子，父母資助了首付，他們需要支付7000多元的月供。這個數字讓他們一刻也不敢放松。田秋很知足，至少在房子上，她和那些富同事們的差距又縮小了一步。雖說房子離她的單位很遠，每天下了地鐵還要走20多分鐘路，但是當她推開門躺在沙發上的時候，依然無比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