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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從中透露出詞人對仕途生涯的反省和宦海險惡的余悸。不用景語，不假敘事而直抒胸臆這也是蘇詞常用的抒情手法，如《滿江紅?天豈無情》、《滿庭芳?蝸角虛名》等。這類詞作雖出語爽利，但多筆到意盡，拙直有余而韻味不足。相對而言，那些運用比興、寄托、比擬等婉曲手法的辭章更有魅力，且多有創新，如著名的《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借楊花來寫佳人的一種特定性靈和心態，極盡婉曲纏綿之能事，被王士禎譽為“壓倒古今”的“神品”。又如《賀新郎?乳燕飛華屋》，以榴花對應佳人，以佳人失時暗示詞人上的失意，一派幽怨之情注于筆端，與杜甫的《佳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中的“揀盡寒枝不肯棲”，《蝶戀花?花褪殘紅》中的“天涯何處無芳草”都是別有懷抱。

長期浸潤于武漢歷史文化的氛圍，她對漢口的城市建筑、武漢的城市歷史充滿感情。有了這份感情，就有了她的《漢口里分》。這本書詳考武漢里分的歷史，敘說它們的故事。而為了厘清里分的歷史，講好里分的故事，作者曾經付出巨大的努力。書中有一個情節，我印象尤深。作者在撰寫“里分與紅色”一節時，發現關于向警予被關押的里分回憶不一。她根據《申報》及向警予警衛員提供的，一次一次從原軍法處走出，搜遍周邊里分，去尋找那個“離武漢衛戍很近，規模不大的看守所”，終于發現了不起眼的裕潤里，又通過訪談和文獻檢索，終于確定，向警予不是關押在原來認定的余記里，而是關押在裕潤里，犧牲在余記里的空坪。對于向警予烈士來說，這絕不是無關緊要的一筆。

柳公權的《玄秘塔碑》等，則是用紙以墨椎拓而成。這種從從碑刻上拓制下來的文字或圖像，稱之為“拓片”或“拓本”墨本則是書寫在絹或紙上臨摹下來的，所以又稱“摹本”。如黃庭堅《李白憶舊游詩卷》，蘇軾《黃州寒食詩帖》，蔡襄《蔡襄尺牘》，鄭板橋《家書》等。其方法是從真跡上以雙鉤填墨摹制的副本，古代稱之為“搨本”。唐代最擅摹拓，能達到“下真跡一等”。唐太宗時還設有專門的“搨書人”。著名的《蘭亭集序》摹搨者馮承素，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搨本”的對象是紙質（或絹質），比石刻更易受損，所以“搨本”比碑帖的數量要少得多，因此更為珍貴。由于歷史的原因，南方多以帖學為主，北方多以碑學為主，有南帖北碑之說。前者沉著厚重，后者鮮活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