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經濟觀察報　編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時間：2008-4-1版　　次：1頁　　數：311開　　本：16開印　　次：1 ISBN：9787508611006包　　裝：平裝所屬分類：圖書定價：￥42.00編輯推薦1977-2007——我們曾經以不同年齡，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實年代。　　30年，30段巨細混雜的記憶，試圖探尋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變革力量，學習并繼承改革的智慧和勇氣。 內容簡介這是一本關于改革開放的書。　　這是一本親歷者講述歷史的書。　　這是一本喚醒記憶并且重新認識所走道路的書。　　本書通過對30個人或口述歷史，或還原現場，或記錄結果等等的方式，來回溯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背后的推動力。 作者簡介經濟觀察報，創刊于2001年4月16日，因其內容高質、大膽、豐富、充滿生機和設計精美，創刊不久便被列為中國三大經濟類新聞出版物之一。它以中國社會擁有財富、擁有權力、擁有思想、擁有未來的實力階層為讀者對象，追求成為全球商業分析、資訊領域第一的華文媒體集團。目前是中國單期容量最大的報紙。 目錄引言第一篇　一個國家的重新開始　1977：改變命運的開端　1978：我的一九七八　1979：可口可樂，開放的標簽　1980：未完成的追問　1981：與青春有關的日子　1982：“大包干總進軍”　1983：破裂的金字塔　1984：袁庚與蛇口　1985：來自南方的“代理市長”第二篇　暗潮涌動的轉軌時分　1986：那一場詩的急風暴雨　1987：“快餐時代”的濫觴　1988：強國夢　1989：中國美術館槍擊事件里的愛情　1990：上交所開鑼　1991：思想交鋒的難忘之年　1992：驚心動魄的“證券大集”　1993：莊主禹作敏　1994：我知道的中國足球　1995：“刁民”的發端第三篇　從未斷裂的改革道路　1996：互聯網的張朝陽年份　1997：巨人的終點與史玉柱的起點　1998：《交鋒》巨浪　1999：廣信破產　2000：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千禧年　2001：銀廣夏驚夢　2002：藍田神話破滅　2003：孫志剛案開啟的公民權利道路　2004：桂希恩　2005：“超女”易慧的出路　2006：一次未完成的并購　2007：馬云，躍上巔峰的鲇魚后記 媒體評論30年前中國到處都是廢墟，人民愚昧而貧窮。那個時候和現在的真正差距，其實要比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更大。盡管這個發展歷程一般有很多硬數據來衡量，但是如果以人類的標準看，其間的變化甚至更加驚人。　　　　　　　　　　——美國《新聞周刊》2007年12月　　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從經濟增長的指標來衡量，中國這段時間里的發展為世界經濟史所少見。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話語的主題詞。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　　中國的改革開放堪稱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實踐。短短30年間，一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貧弱國家一躍成長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民眾生存與發展的要求更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滿足。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其實就是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　　　　　　　　　　　——香港《文匯報》2008年1月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夢想實現了：中國不再用磚頭加固將其與其他民族隔離開的長城。30年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方針與建立市場經濟的方針并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俄羅斯《獨立報》2008年1月　　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改革開放路線以來，中國經濟便以超過10%的年增長率高速發展。如今的中國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取得如此碩果的動力就是改革開放。　　　　　　　　　　　　——韓國聯合通訊社2008年1月 書摘插圖1977：改變命運的開端　　徐友漁/文1977年是改變命運的開端，對國家如此，對個人也是如此。嚴格說來，關鍵的變化發生在1976年的9月，隨著元首和巨人的去世，歷史應該翻到新的一頁。但社會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陰影還長時間籠罩著大地，“按既定方針辦”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還是照舊。像我這樣遠離政治中心、對上層斗爭一無所知的人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變動與方針政策的變動有關系。當我感覺到變化正在醞釀、發生時，已經過了1977年的上半年。　　恢復高考是棄舊圖新的標志不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說，1977年恢復高考都是一件標志著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大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從停止高考開始的。整個運動期間，“教育革命”的口號不絕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躪最嚴重的地方。要撥亂反正，就應該從教育領域開始，尤其是應該拿大學招生的辦法和標準開刀。我還記得，1966年6月中旬，正當“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際，《人民日報》發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升學制度。緊接著，北京四中全校師生致信中央，響應女一中發出的倡議。《人民日報》在6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通知決定暫停招生，以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廢止現行辦法，將來的辦法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眾路線。《人民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稱“舊招考制度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嚴重違反黨的階級路線，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從此之后，中國的大學停辦多年。“文革”期間，大學成了批斗校長、老師、“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的場所，成了用刀槍搞武斗的戰場。1968年7月，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幫”炮制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其中提出危害深遠的所謂“兩個估計”：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學教師和這17年培養的大學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73年的大學招生本來打算略有改進，在推薦、選拔、突出政治的原則之上加一點文化考核，這一點小小的變化在全國成千上萬渴望進大學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興奮和多少期望，他們除了勤奮好學之外，實在沒有什么本事來滿足“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標準。但是，“四人幫”連這一點稍微像話的變動都不能容忍。他們利用遼寧青年張鐵生在文化考核時交白卷一事發難，把“白卷先生”樹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廣大青年的學習和上進熱情受到無情嘲弄。“文革”積重難返，撥亂反正需要大手筆。上學讀書需要考試，上大學需要比較嚴格、全面的文化考核，這本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最基本的是非觀念顛倒了，更何況，關于高校的種種方針和措施是毛澤東高度重視和親自指示的，任何變動都涉及是不是“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都涉及是不是“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問題。“文革”期間，“四人幫”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鄧小平為主題的電影《決裂》，其中的矛盾焦點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學”的標準問題。影片鼓吹的觀點是，知識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負面因素，考核人的標準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線”，即忠于“文革”那一套。影片主人公豪氣沖天地舉起自己的手，氣壯如牛地說：“手上長滿老繭，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這句話和這個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時政治標準的象征。“文革”時搞“文化專政”，萬花凋謝。這部宣傳“革命路線”的電影在全國發行，當時幾乎每個人都熟悉它的觀點和情節。這一套現在看起來如此可笑的東西，在“文革”中卻如此有威勢和深入人心，以至于讓許多人覺得這一切天經地義。我記得，當我向一個在大學擔任系主任職務的親戚詢問自己是否還有上大學的希望時，他異常肯定地說：“你們還要上大學？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勢和政治標準，也包括年齡。在這些搞教育的人看來，年近30歲，早就過了讀書的年齡。我聽了他的話既傷心又寒心：在這些心地不壞的人看來，我們被“文革”耽擱了，這一輩子就算完了。確實，表面上，1976年秋季中南海內的劇變似乎與社會生活和老百姓的命運沒有關系。個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只不過在“偉大領袖”之外又加了一個“英明領袖”。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權威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在其重要社論中還在宣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后來以“兩個凡是”載入史冊的口號使不少人對所謂“第二次解放”產生的歡欣鼓舞產生了懷疑：是不是“四人幫”沒有打倒？是不是“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　　回歸正常來之不易1977年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再一次恢復職位。他復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科學和教育座談會。我從報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學家和教授們紛紛發言，揭露和控訴“文革”的破壞性，提出許多恢復科學研究和大學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議。希望的火苗又開始在心中閃爍，雖然我這時已經年滿30歲，但我不甘心。我從小就把上大學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我父親早年畢業于武昌師大，1925年去法國就讀于巴黎大學文學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的經歷、見識對我有很大影響。我剛上小學，他就教我外語和古文。（他年輕時曾經是國學大師黃侃的弟子，20世紀50年代在四川大學當俄語老師。）在我年屆30時，雖然完全談不上孔老夫子所說的“三十而立”，但人生觀已經相當成熟和堅定。我經常向朋友們宣稱：人生一世，官可以不當，錢可以不賺，但大學卻不可以不讀，不讀大學將是終生遺憾。我想讀書的動力太大了。我承認，在下鄉的艱苦日子里，在回城當鍛工的時候，我抓緊學習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過掌握豐富的知識來獲得某種工作崗位，從事或多或少帶有創造性、研究性的工作。事實上，不論在鄉下還是在工廠，我的確利用我的知識優勢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我的讀書動力更具有一種精神上的根本目的。面對“文革”的種種倒行逆施，我逐漸產生了一個明確的想法：我們這一代必須抗拒愚昧，必須首先把自己從蒙昧和野蠻中拯救出來。我曾和一群知青朋友爭論，他們一小群人抓住機會就玩，以朋友關系的親密無間來追求善和美，抗拒“文革”中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冷酷和殘忍，對我整天讀書不以為然。我對他們說，“真、善、美”三種價值中，求“真”為第一位。有人要剝奪我們受教育的權利，要讓我們成為沒有頭腦的機械工具。我把這當成“精神強奸”。我激奮地說：“喜兒受了黃世仁的凌辱要反抗，我們不拼命追求知識就太沒有血性了！”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變以選拔和推薦的方式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做法，開始通過考試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這個辦法實際上把我們“老三屆”排除在外，讓我們成為“文革”的犧牲品。我和妻子得知這個情況時，覺得這不公平，這個辦法對培養人才不利，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利。我們連夜給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我們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給物理學家楊澄中，請求他轉交。我們并不認識這位科學家，只是天天看報紙，感到他的思想很開放，對于“文革”破壞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認識非常深切。雖然我們的呼吁信很可能沒有送達鄧小平手里，但最后國家的政策確實如我們所愿，我們獲得了參加高考的機會。　　進大學真不容易1977年秋冬之交的日子，我是在緊張的備考中度過的。坦率地說，那段時間我信心十足，說夸張一點還有幾分趾高氣揚，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優勢很大。聽不少人講，面對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卻歷經波折，甚至飲恨終身。雖然國務院的通知規定高校招生原則為自愿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領導并不支持大家去報名參加高考，甚至以種種理由（比如“文革”中有什么問題）刁難和阻止。我去廠部教育科報名本來還有點忐忑不安，做了要大費唇舌的打算。因為報名條件并不是說任何人想去考都可以，對于年齡大的人，要有一定專長，表明是個人才才行。我過分認真地對待這個條件，背了一大包書去，證明自己自學過英語、日語、德語和大學的化學課程，讓主管干部考我。結果人家哈哈一笑，大筆一揮，輕輕松松就批準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所在的四川省或成都市的政策特別寬松，似乎任何愿意參加高考的人都得到了批準。因為我后來發現，不少在“文革”前參加過1965年高考但落榜的老高中生也參加了考試。從文件規定的條件看，他們明顯不具備高考資格，但幾乎每個大學都收錄了這些1965屆的高中畢業生。看來，在那個百廢待舉的時代，敢于冒險和打破常規的人是會得到意外好處的。我也聽說，一般在工廠或其他單位上班的人都感到備考時間來不及，因為通知發出得很晚，而且不能撂下自己的工作不管。但我比很多人條件要好一些，因為我干的鍛工活兒很重，一個班真正干活的時間絕不可能滿8小時，空余時間比較寬裕。荒廢十多年后第一次面臨“開科考舉”，許多人還真是手足無措，合適的教材成了極度稀缺的資源，久違了的讀書習慣要想恢復也并非易事。但對于我，這一切都毫無問題。作為一個極其規矩的好學生，我把自己從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課本都完好無缺地保存了下來，這樣的課本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另外，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刻苦學習的習慣，甚至覺得十多年前學的知識并沒有忘掉多少。我就是在這種占盡優勢的心理下參加高考的，不用說，我填的志愿都很高，一副即將進大學、以后當科學家的架勢。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尷尬的是，我落榜了。其實，以我的見識和閱歷我應該有所預料，但我對“新時期”和“國家急需人才”這些話太當真。我完全沒有想到，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樣，仍然有“政治審查”這一關，而且標準和“文革”前一樣，所謂“家庭出身”仍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這一代必須抗拒愚昧，必須首先把自己從蒙昧和野蠻中拯救出來。我強打起精神在車間干活，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幾個一起復習功課并考上重點大學的親友送到學校（77級新生入學已經是在1978年年初）。在失落的日子，一股激奮之氣在心中油然而生。我認定，新的時代就要到來，我還有其他機會。到了1978年3月初，我居然接到四川師范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雖然我的志愿上沒有填這個學校和這個專業，但我十分高興，這使我擺脫了落榜的羞恥，而且，我從來就非常喜歡數學。據說，是鄧小平知道有不少學業不錯的考生因故落榜而要求補招的。許多大學還不肯補招，說是校舍已經滿了。鄧小平說，那就招走讀吧。我相信這是真的，只有以他的眼光、魄力和威望，才能夠再三打破常規。可能也只有他這樣的人，才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那么急切的心情。　　難忘的大學生活我入校時，學校已經開課一陣了。走讀生剛進校時不那么自然，似乎低人一等，感覺自己是補招進來的，牌子是不怎么硬。但界限很快就消失了，因為我們人很多，而且其中有人學業相當優秀。比如走讀生老蔡原來是中學英語老師，他的水平之高，可能超過不少英語系的教師（他現在在美國一個大學當系主任）。我的英語也比較突出，遠在數學系公共英語課教師水平之上，我去上了幾次課，她就建議我參加一個免修的考試，通過之后就不用上這門課了。走讀是相當艱苦的，因為學校離家很遠，在城市另一端的郊區。我們紛紛在學校附近的農民家租房，住得比學生宿舍寬敞、舒服多了。這一帶的農民經營花木，我們好像是生活在空氣清新、鳥語花香的花園中。不久，學校安排了校舍，我們搬進校內，頭上“走讀生”的帽子就徹底摘掉了。“文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不像正常時期那么單純，比如年齡最大的比最小的幾乎年長一倍。學校把年齡大的學生分在一起，稱為“大班”，這里面真是藏龍臥虎，什么出類拔萃之人都有。比如大班有個姓鄧的同學，“文革”前是高中生，進大學前一直在中學教數學，而且一直在鉆研數學，他進校后就免修所有的專業課，幾乎成天窩在寢室里寫數學專著。他聲稱，他在學校待4年，也就是圖個文憑而已。他的水平顯然比一般的青年教師高許多，他偶爾自習課時到教室里來指點一下同學，為的是調劑一下腦子，也從大家的贊嘆中獲得心理上的滿足。除了鄧姓同學的這種數學天才外，大班中不少人都是以前的中學教師，或者單位的領導、骨干，他們學習輕松，多才多藝，常有驚人的表現。比如，有個同學寫劇本、排話劇，學校文藝會演時引起轟動，拿了第一，弄得本該大出風頭的中文系同學很沒面子。另一個同學會作曲，精通幾樣樂器，他創作和指揮排演的歌舞在會演時一舉成名。還有一個同學是優秀的男中音，表演節目時一曲《拉茲之歌》，使得“再來一個”的呼聲不絕。甚至我們學校保持多年的跳高紀錄，也是數學系大班的一個同學打破的。大班學生的種種不俗表現，令小班的同學非常敬佩，并把他們的崇拜流露于言表，這使得大班的一些人心里非常舒坦熨帖。77級學生入校后，普遍產生了一個問題，這是校方和老師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經過嚴酷的考試篩選，懷著“天之驕子”心態進校的77級新生與尚未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之間的沖突在各個學校都發生了。新生對未經考試就讀大學的人表現出公然的鄙視，“工農兵”們也不服氣，學校費了好大的力氣才使雙方相安無事。我們數學系教訓新生的辦法很特別，系里舉行了一次“摸底測驗”，試題相當深，以至于大半同學不及格。這么一來，大家感到自己其實并沒有多么了不起，也深感學習負擔很重，自然就失去了鄙夷“工農兵學員”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