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他提自己是詩人會遭到哄笑的時代。這是一個因為他是企業家人們就認為他不會是個好詩人的時代。他戲謔般地承認自己是個土豪。但他已經開始擁抱世界文明。他是中國企業家中的另類個案嗎？不，他其實代表了中國財富的下一個趨勢：尋找精神內核，并成為文化傳承與創造的有生力量
攝影師向坐在沙發上的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提出請求，把腿翹起來拍照。黃怒波猶豫了一陣，不太情愿，他嘗試著擺出幾個更為平實的姿勢，效果欠佳，這才按攝影師的要求翹起腿。當攝影師要求他抱著胳膊時，他也表示不習慣。
放在幾年前，黃怒波絕不會如此。在一些照片和視頻中，他把腿架在桌子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現在他對此解讀為：“內心當中，還是傲狂。”如今接受采訪拍照，他更喜歡規規矩矩地坐著。
發生在這位57歲的企業家身上的這種變化，頗耐人尋味。幾年前曾與黃怒波一同登山的()說，登山后的黃怒波氣質發生了改變，更關心別人。如今的改變，則始于剛剛開啟的“21世紀人類臉譜行動”。這個行動的時間將長達10年，黃怒波要考察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遺產。第一站是德國，接下來是法國。
“咱們中國人走到哪兒都隨便一架腿，在國際場合上太顯眼了，當然不是好的習慣。西方人都很謙虛、謙和。走完德國后，我的內心發生了變化，變得沉靜、謙和。我覺得行走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從德國回來一個多月，黃怒波在接受慈傳媒《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達了他的自我更新。
盡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黃怒波卻毫不避諱地稱自己是“土豪”，但他并不甘于做土豪。無論個人姿態，抑或個人興趣，乃至參與公益事務，他都表現得特立獨行，與詩歌、藝術、學術和文化連接得十分緊密。他在讓自己變得“為富且仁，為富好禮”，這也是他給“儒商”下的定義。
他在向土豪告別。
學會內斂與謙和
5月17日，黃怒波第三次登頂珠峰。在山上，他開始考慮接下來做什么。他準備向堅持了多年的登山告別，但他也知道，自己無法再回到北京老老實實地待著，不愿意回北京當土豪，他仍要尋找自己的自由。一個提出許久的計劃，此時再次變得清晰而堅決：他想走進世界各國，考察各國的世界文化遺產。
僅僅三個月之后，這個愿景變為現實。在德國，黃怒波與一位著名的出版社社長談起自己的計劃和籌備，讓這位德國人感到不可思議。如果是德國人來做這件事，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去準備。“我說，這就是中國人，很簡單。再有就是中國經濟發展了，我們這樣的人都變成土豪，有錢了。”黃怒波帶著戲謔回答。
8月29日，黃怒波帶著重達64斤的行李，和他的助理成員從北京啟程，飛往法蘭克福，再轉機到漢堡。在空客A380的頭等艙，黃怒波感慨：這是人類第一次以個人身份考察訪問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是由一個中國人、一個詩人、一個商人、一個登山的人來完成。
“對我來說，更多的是看，更多地希望把我的歲月花在行走上，花在觀察上，而不是簡單地生活，簡單地活著，簡單地花錢。我覺得，在看的過程當中，我可能會聽到許多、體驗到許多，對世界的看法就會改變。作為一個中國人，最終要走出那種廣場情結，或者說暴力情結或是暴民情結、痞子情結，做一個全球的人。”黃怒波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寫道。
8月30日，黃怒波開始有目的地參觀德國的34處文化遺產。每一天，他都感到興奮，因為每一天都看到不同的遺產，有皇宮，有古堡，有教堂，有酒窖，有藝術區，有工業遺跡，有山地公園。他并不是簡單地走馬觀花，更不是旅游。每參觀考察一處遺產，他都會做足功課，他的助手們為他備足了相關的資料介紹，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快速吸收，形成自己的認知和判斷。他坦言，這是有挑戰性的事情，因為要了解的內容涉及宗教、哲學、歷史、文化和藝術。
除了考察靜態的遺產，他也與德國各階層的人對話。“21世紀人類臉譜行動”，他要看的還是“臉譜”。
在德國的近一個月，他訪問了100多人，包括政治家、文化學者、企業家、記者，也有女性性工作者、犯人、流浪者。他和這些陌生人聊天，探究不同的人的思想狀況、生活狀況，以及對未來的看法。在和這些人對話的時候，他都會用準備好的錄像機完整地錄下整個過程。“我看全世界的文化遺產，背后是看人，不是看那個村子。”黃怒波解釋說。
每天，黃怒波都起得很早，6點半起床，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健身，然后回到房間，對著一支錄音筆，口述昨天的考察內容，以及他的思考，這需要一至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錄音經過速記之后，整理成文章，成為“臉譜日記”。他為此新建了一個網站，專門放置這些日記。從8月29日出發，到9月23日離開，26天內，他完成了62篇日記，每篇日記的篇幅從幾千字到萬字不等。回到北京之后，黃怒波開始重新整理修改，最終要刪減到30多萬字，然后分別交由德國的一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用的是口水體，換一個寫作方式。你看很多人的游記，寫得很嚴謹，像余秋雨老師，但那樣的游記，我認為現在的人讀它沒意思了。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走現場，看我憤怒了、不高興了，或者開心了，都能感受得到，用我的眼睛替大家看，然后還有知識文化的對比。”
他得知東德和西德統一之后，彼此心里的隔閡仍舊很大，甚至是心里的對抗，60%的西德人不去東德，曾經屬于東德的大城市德累斯頓，10%的選民是新納粹，排擠外國人。黃怒波不僅僅是為了了解德國的現狀，他更喜歡作文明的對比：“兩個國家統一這么多年了，民族的分裂還這么大。你立刻回到中國的現場看，我們跟香港的關系，它回來了，但和大陸的差距隔閡是越來越大了，不是縮小了。”
對于希特勒和納粹屠殺猶太人，黃怒波了解到，不光是希特勒，歐洲一直有排斥猶太人的傳統，因為猶太人一直保持自己的猶太教，不納入到基督教，被基督教視為異教徒；基督教認為耶穌是被猶太人出賣的；猶太人民族素質高，會經商，有錢，也因此成為掠奪對象。黃怒波再次就文明作出對比：“人類很狹隘。看我們國家，需要重新思考跟少數民族的關系，跟他們怎么相處。回看歷史，民族之間的和諧相處，是重大問題，超越了文明的沖突。”
他的考察，引來德國人的興趣。《法蘭克福匯報》、德國之聲、《斯圖加特報》等媒體跟著黃怒波采訪，有的會跟一整天，然后用整版報道。德國人看到了一個迥異于先前所見的中國人，他們說，黃怒波跟其他的中國的企業家不一樣。黃怒波知道德國人所指的企業家：土豪。他出國，時常看到出去的土豪，表現得財大氣粗，一派暴發戶的做法，讓他惡心。
黃怒波說，在德國，他學到這個民族的內斂、不張揚。以企業家做慈善為例，德國的一些古堡、教堂，都是企業家家族在捐贈維修，但他們并不會大肆宣揚，與他們交流時，黃怒波看到的是紳士做派、謙和。
“國內的企業家做慈善，覺得很光榮，很了不起，背后有一種炫耀—你看我是好人，不是土豪，不是暴發戶。都是這個心態。這是不成熟的慈善心態。西方的企業家做慈善，沒有那種心態，覺得那是我應該做的，慈善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個部分，進入血液里面了。我們要學這個，把慈善做成企業經營本身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一個額外的善事，要學會跟社會分享，學會承擔責任。”黃怒波反思，“在國際上走，對我來說，文化的熏陶特別多，這挺觸動我，真的挺觸動。”
做有情懷的詩人
在德國萊茵河谷，黃怒波的面前，是清澈的河水、翠綠的樹林、古色的城堡、彩色的小城，如此世界文化遺產讓他心醉。他拿出隨身攜帶的詩集，忘我地大聲朗讀起來。此后，在烏茨堡宮廷花園、施佩耶爾大教堂、慕斯考公園等地，興之所至，他都會朗讀自己的詩集。
德國之行，最令他興奮的是，他的詩集《螳螂說》由德國知名的出版社Olms出版，并且舉辦了一個發行儀式。《螳螂說》譯自他的中文詩集《小兔子》，譯者是德國作家、歌德學院前院長阿克曼。詩集印了1500冊，黃怒波出了一小筆費用，占出版費用的三分之一。另外的費用則由出版社自己承擔，因為他們認為這本詩集有市場。一些藝術家還希望將詩集改編成戲劇，在德國巡演。這讓作為詩人的黃怒波有些喜出望外。10月中旬，著名的法蘭克福書展開幕，黃怒波的詩集以第二順位獲得主辦方推薦。
黃怒波是詩人，寫新詩，筆名駱英。許多年前，在演講時，他介紹自己是詩人，下面哄堂大笑。企業家兼詩人，多半會遭到嘲諷。在眾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個老板的附庸風雅。他并不去解釋什么，仍然堅持寫他的詩。
他并非天天寫詩，得有主題。他的創作高峰，是在登山時期。之前的幾十年，他只有《駱英詩選》《都市流浪集》幾本詩集。2005年登山之后，他接連出版了《小兔子》《第九夜》《7+2登山日記》《知青日記及后記》《綠度母》等多本詩集。這是他創作的高峰期。黃怒波解釋，登山中每天都能看到嶄新的風景，思維極為活躍、情緒化，回到了作為人的本真狀態，就有了寫詩的欲望和激情。他調侃，“回到北京，就很理智。天天當土豪，雞飛狗跳的，沒詩歌了。”
最近幾年的詩歌創作，黃怒波更強調主題，沒有主題不會寫。他不像一些以詩歌為唯一身份的人，大清早起來搜腸刮肚地寫詩。今年出版的《綠度母》，就是一部主題鮮明的詩集：在現代性困境中，個人都微不足道，人被消滅了，被巨大的東西壓抑、解構。
寫完這部詩作，他暫時停筆，等待兩三年之后再寫一首長詩，主題是現代性的歸宿。他透露，這首長詩將寫一個人類的化身，不斷尋找最美的東西，找到后，最美的東西就會毀滅，意思是永遠得不到想要的東西。不過，黃怒波仍在醞釀中，現在寫不了，需要等到情緒的最后爆發，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時間寫完。
因為詩人的身份和情感，2006年年初，黃怒波向詩歌界捐贈3000萬元。其中，1000萬元捐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詩研究所，1000萬元捐贈中國詩歌學會，其余1000萬元用于開展詩歌的交流及評獎等活動。這3000萬元的使用期限是10年。這曾成為詩歌和文學界的一件大事，詩人都給予了極大關注，有的認可，有的期待，當然，有的并不認同。這并不是黃怒波第一次為詩歌捐贈，2004年，他捐贈100萬元支持北京大學建立了詩歌中心；2005年，他捐出13萬元，給著名老詩人林庚慶祝95歲誕辰。
1980年代被稱作詩歌的年代，新詩被廣泛閱讀，一度承擔了啟蒙的責任。不過，1992年市場經濟大潮一浪高過一浪后，詩歌迅速隕落，完全退出了人們的視野。黃怒波希望推動詩歌回歸。
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得到資助后，創辦了《新詩評論》，用五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新詩總系》的編纂與出版。2010年，在黃怒波的資助下，北京大學成立中國詩歌研究院，整合古詩、新詩和外國詩歌的研究。得此支撐，北京大學成為詩歌研究的重鎮。“現在全國幾百所大學都有詩歌中心，原來只有幾十所大學有。我毫不謙虛地講，這些都是我們基金在全國推動的結果。”黃怒波說。
黃怒波自己參與最多的是詩歌交流。由其資助和組織，中國詩人以民間的方式與美國、德國、法國、土耳其、日本等國的詩人群體展開對話交流。2012年，他組織了“中國詩歌朗誦季”，在北京、安徽桐城、云南普洱等多地舉行，聲勢浩大。
2007年，“中坤國際詩歌獎”開始評獎，兩年一屆，評選中外詩人。這個民間的獎項被視為詩歌界的“終身成就獎”。中國詩人中，北島、牛漢、痖弦等著名詩人先后獲獎。給北島頒獎后，黃怒波和中坤不斷受到有關部門的“關照”。2011年，老詩人牛漢獲獎，今年去世。國外的獲獎詩人，則有日本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等。
“每個獲獎詩人才給10萬元，已經是很高的獎金，很可憐，是吧？大老板們都買私人飛機，兩三億元一架，飛一次幾百萬元。我這3000萬花得多值啊，做了一個國家的詩歌推廣，讓世界認識中國。3000萬到現在都沒花完，已有全世界的影響力。這就是土豪和有情懷的詩人的不一樣。”說完，黃怒波哈哈大笑。
這一次的慈善，至今讓黃怒波相當得意。即便從全世界看，為一國詩歌的發展捐贈如此大額，也屬少見。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日本，詩人聽到黃怒波的捐贈后，均表示了吃驚，因為詩歌在全世界都處于低潮期。在黃怒波看來，3000萬元所做的事情，間接或直接地推動了中國詩歌的復興。
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黃怒波的捐贈，他也時常遭遇質疑。但他并不避諱，坦然面對：“全中國的詩人知道我，是因為我的資助。一提我，都說那家伙牛；也有人說，他有什么，就是有錢，詩這么爛，靠他的錢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錢，怎么辦？”
當被問及自己的詩作水平，他并不直接回應，“不能和誰的詩歌比，詩歌只能講文本，你的文本是不是你自己的。”在黃怒波看來，大多數詩人沒有文化，創作沒有理論體系支持，不過是在模仿西方。“我的文本是我自己的，我有理論體系，現代性批判。所以為什么到國外，我的詩歌讓他們吃驚，他們沒想到中國人能有這樣的語言。”黃怒波認為，“全世界也沒有幾個人有我這樣的身份，是商人，知道資本的殘酷性，在現代社會的最前沿。這個身份別人都沒有，而大部分詩人又沒有文化，被邊緣化，其作品當然沒人看了。”但他坦言，自己喜歡詩人于堅的詩作。
著名詩歌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遺憾地認為，作為詩人的駱英被作為企業家的黃怒波所誤。因為黃怒波以企業家身份為人所熟知，大家在看黃怒波時，就會從心里抵觸詩人駱英。
因為對中國詩歌學會的1000萬元捐贈，2012年，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會改選，黃怒波成為12位副會長中的一位。起初，在得到提名后，他并不想擔任。但隨后，詩人們為了爭奪會長、副會長等領導職務，互相攻擊。黃怒波也遭到攻擊，被指為“一屆商人，三流詩人”。目睹了文人相爭的無聊，甚至是“文革”的攻擊手法，黃怒波更堅定了不參與的態度。主管人事的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李冰，打電話給擔任會長的雷抒雁，詢問黃怒波的詩歌水平。雷抒雁說，“詩歌學會常務理事里面，像他這樣的詩人沒幾個。”在多位詩人和領導的動員下，黃怒波才答應擔任副會長。
“我是商人，沒有大師欲望。”作為詩人，黃怒波顯得很超脫，“很多詩人老想做大師，老瞄著諾貝爾文學獎，寫作端著架子，以大師的作派琢磨字里行間，這樣就會受約束。你想，你是學西方的，再玩玩得過西方嗎？”
從土豪到儒商
黃怒波生于蘭州，成長于銀川。2歲時，父親自殺，13歲時失去母親。回憶幼年，他說自己生活在底層，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文革時，我是最窮的人，傻乎乎地給走資派當權派做保皇黨。但是文革后期，走資派一個個回來了，最后他們的子女都是高官厚祿，一個沒落下。我們這些人呢？當時被打死的被打死，后來被清算的被清算，最后成了無用的一代。”
然而，黃怒波以自己的奮斗，進入北京大學讀書。畢業后，先后在中宣部、建設部工作。在讀了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后，他備受震撼，決定告別體制。于是，1995年下海，創辦中坤集團。盡管在北京大學遭到過干部子弟的不屑眼光，但對于改變自己一生的母校，他一直有著濃郁的情結。
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秘書長鄧婭介紹，1998年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剛剛創業不過三年的黃怒波為母校捐贈了20萬元。10年之后的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黃怒波宣布為母校捐贈價值1億元的商業地產—北京大鐘寺中坤廣場。這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學接受的第一筆地產捐贈，也是北大校友最大的一筆捐贈。不過，此后的落實過程并不順利。地產捐贈沒有稅收減免，仍要按照現房交易繳稅，而且雙方都要繳納。為此，中坤和北大共繳納了數千萬元的稅。
2011年，黃怒波再次和北大教育基金會簽訂捐贈協議，為其捐贈價值9億元的大鐘寺中坤廣場地產。黃怒波透露，這一捐贈至今仍在操作中，因為中坤需要繳納多達四五億元的稅，還必須是現金。他有些憤怒地表示：“這是我們國家慈善的大問題，是對中國慈善事業極大的限制。”
除了這幾筆引人關注的大額捐贈，鄧婭說，黃怒波一直不停地在為北大捐款。2011年，他為北大捐贈500萬元，用于“北京大學－西藏大學對口支援基金”。在公開演講時，黃怒波表示，未來要把自己一半的財產捐給北京大學，做北京大學捐贈最多的一人。事實上，黃怒波并不是最有錢的主兒，最近幾年，在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潤百富榜上，他的排名都在100名之外。
近幾年，在為北京大學、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捐贈的同時，他也深度參與了環保組織。他是野生救援(WILDAID)中國基金會主席，大自然保護協會(TNC)中國理事會理事，并與牛根生等企業家發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護基金會。
除了作為慈善家的慷慨與用心，黃怒波有著更高的自我要求。
10月21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新儒家代表杜維明組織了一場論壇，主題是“儒·商對話—全球化時代的人文精神與商業倫理”。在這場小規模的論壇上，參與者包括中國、德國的學者和企業家。作為當天最知名的企業家，黃怒波作了題為“儒商的來路與歸路—從此岸到彼岸”的演講。
他從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現代性困境出發，追溯熊彼特以新教倫理建構的資本主義精神，從而為儒商找到在21世紀的獨特價值，擺脫“半人半獸”的角色。演講的最后，他引述了尼采給勃蘭兌斯的一封信中的話：“您在‘現代性’觀念問題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樂于接受的恩惠。因為，說來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盤旋于這一最主要的價值問題之上。我像鳥一樣飛翔于高高的天際，盼望著能以盡可能非現代性的眼睛考察現代世界的一切。”由此，黃怒波認識到“非現代性的眼睛”是走出現代性困境的出路，而儒學恰恰符合非現代性。
這篇演講涉及中西方哲學、困境與出路。論壇現場，聽到作為企業家的黃怒波的縱論，二三十位嘉賓頗感意外，驚詫于他的學識與思考。其實，這是黃怒波第一次公開談論儒商。“中國處在一個土豪的階段。我有時候也說自己是個土豪，因為我們還未被現在的企業倫理馴化。但我認為，要走出現代企業倫理的諸多困境，僅有土豪是不夠的，因為土豪本身就是這種困境的一部分。”黃怒波明確地認為，走出土豪的困境，就是儒商。
“儒商的標準相當嚴格，中國能出幾個就不錯了。企業家真的都在往儒商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都在升華。”為此，他已開始提倡儒商，并自我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