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建議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議程是：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和批準計劃報告、預算報告，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兩高”工作報告。

　　全國人大議事規則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該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舉行前提出會議議程草案。

　　近十幾年來，全國人大會議一般會在每年的3月5日開幕。

　　按照慣例，部分部委負責人還會參加記者會答記者問。而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當天，國務院總理還將與中外記者會面。

　　在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當天上午，國務院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將對當年工作做總體部署。當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如經濟增速、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等也將隨之發布。其中，當年的經濟增速目標最受關注。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合理確定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保持區間調控彈性，穩定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

　　《第一財經日報》從多個權威渠道獲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擬定的明年GDP增速目標較今年有所下調，但也在市場的普遍預期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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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功罪GDP

　　GDP被認為是人類在20世紀的一大創造。它的出世，猶如給了經濟發展一座燈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釋放的潛能，在GDP指標的衡量下，猶如蓄積日久而一朝噴涌的洪流，勢不可當地奔騰向前，創造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20世紀一個偉大發明的崇拜與遺憾

　　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簡稱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它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指標，不但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

　　GDP的漲落，顯示著經濟的興衰。一國的GDP大幅增長，反映出該國經濟發展、國民收入增加。反之，如果一國的GDP出現明顯負增長，則顯示該國經濟處于衰退狀況，消費能力減低。

　　但，僅以GDP衡量經濟發展是有局限的。GDP用市場價格來評價物品和勞務，沒包含市場之外的活動價值。比如，漏掉了家庭中生產的物品和勞務的價值。GDP沒包括環境質量，也不能全面度量幸福感或社會福利。如果以GDP為單一指標，政府是不是可以廢除環境管制、企業可以不考慮他們所引起的污染而生產物品呢？這種情況下，GDP會增加，社會福利、人們的幸福指數、可持續發展程度卻必然會下降，空氣和水質量的惡化所帶來的災難，可能遠遠大于更多生產所帶來的福利利益。GDP也沒涉及收入與分配。而人均GDP告訴我們的是平均每個人的情況，而平均量的背后是個體情況的巨大差異。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科技進步和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經濟活動的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創新驅動下經濟的復雜性，不斷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以及生產鏈的日益全球化，GDP很難充分捕捉和覆蓋經濟體中日益增多的種類，因而很難完全記錄經濟帶來的全部價值。GDP更沒把經濟增長是否以未來的增長為代價的問題充分計算在內。這些都反映了GDP作為經濟衡量標準的欠缺。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GDP是經濟危機的產兒，可謂生于危難之中。1929年，美國爆發經濟大危機，百業凋敝，社會秩序混亂，民生艱辛。由于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經濟決策猶如盲人摸象。1932年，為對付經濟危機，應國會的要求，美國商務部與國民經濟研究所的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合作，開創性地編制了1929-1932年全國國民收入數據，最初的統計指標是“國民收入”(NI)，不是GDP.1934年1月4日，美國商務部內外貿易局向全國金融委員會呈遞《國民收入報告(1929-1932)》，應用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作為衡量經濟狀況的標準。這一天被稱為GDP的生日。

　　到今年，GDP已80歲了。GDP誕生之時，正值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此，GDP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支柱。80年來，GDP指標也在不斷完善，為決策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并精準調控力度與節奏提供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標志

　　中國的GDP核算歷史并不長。1980年代初，中國開始研究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1985年，中國建立了GDP核算制度。1993年，取消了國民收入(NI)和國民生產總值(GNP)核算，從此，GDP成為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2003年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將改進GDP核算與數據發布制度，取消容易引起誤解的預計數，建立定期修正和調整GDP數據的機制，在發布GDP數據的同時，發布相關的重要數據，必要時還將公布核算辦法。這是中國提高GDP數據的準確性和透明度、向國際通行辦法邁進的重要一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我國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上中等(即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跨越。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即GDP位居世界第10位，占世界的份額僅為1.8%。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GDP總量達9.2萬億美元，占世界12.3%，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1979~2013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9.8%，除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的個別年份，我國經濟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GDP數據中，可以讀出30多年里中國的巨變：

　　—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大幅提升，GDP由1978年的3645億元躍升至2013年的56.9萬億元。

　　—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10位；2008年超過德國 ，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 ，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3年的12.3%。

　　—人均GDP不斷提高。1978年人均GDP僅有381元，2013年人均GDP為41908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增長17.4倍，年均增長8.7%。

　　翻開世界經濟史，像這樣連續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說“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的奇跡”毫不過分。這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成就，是中華民族智慧勤勞的偉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的一路攀升，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標志。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實踐已經證明，GDP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致狀況。但是，如果只是盲目地追求GDP，則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如，經濟雖然增長了，但社會事業、環保事業不能同步發展；在GDP增長的同時，造成生態的破壞和環境污染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帶來普通群眾生活質量的下降、社會的不和諧。

　　毋庸諱言，這些年我們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盲目追求GDP的現象。GDP崇拜，大致有幾方面原因：

　　一是不正確的政績觀。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導致從上到下倚重GDP數字，忽視質量；

　　二是GDP上去了，客觀上會帶來就業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及經濟的繁榮；

　　三是追求短期效應，忽視長遠影響。一些地方領導只看經濟規模擴張，不看經濟質量，而提高增長質量的難度大于增加經濟規模。

　　這都是值得我們認真理性反思的。我們絕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不顧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盲目追求GDP高增長，而要通過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提高質量和效益，使中國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GDP。根本不要GDP，會令我們走向另一個不理性的極端，無異于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要穩增長，保持經濟的中高速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惠民生的目的。昔日的GDP，應當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不能單純追求GDP。把一個地區的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經濟增長，是一種錯誤認識，極易導致單純追求GDP增速。當然，并不是說GDP這個指標一點都不好，至少到目前為止，它還是衡量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說單純用GDP來衡量確確實實有局限性。這需要堅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改變傳統的將GDP作為唯一發展評價指標的做法。

　　不能是有水分的GDP。沒有水分的GDP，包括幾層含義：一是GDP的統計數據要真實。近些年來，由于GDP及其增長率不僅是評價地方經濟發展的依據，也成了關系一些地方領導升遷的“進身之階”。各級實行GDP排名，客觀上使GDP成了考核各級黨政領導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這種利益和價值導向，會引發“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現象，導致造假之風屢禁不止。在有的市、縣，GDP的數據是由黨委常委會討論決定，有的甚至根據“一把手需要”來決定。這種現象完全違背了實事求是原則。二是要提高GDP的含金量。這是一個形象的說法。有含金量的GDP應是真正給人民群眾生活帶來改善，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的GDP.GDP增加了，相應的就業就應更充分，居民收入就應得到增加，人民的生存和工作條件就應得到改善，環境應當沒被污染。過去一些地方單純追求絕對形式的GDP，扭曲了經濟生活的本來面目，并不是人們想要的。如，一段城市道路，挖了又填，今天剛鋪好，明天又開膛；后天鋪好，大后天再開膛。這些“反復”的費用，都算進GDP，而路還是那么一截。鄉、鎮長可以把每棵樹，按評估價或50元或100元報到GDP里面，縣市長同樣也可以把地價、房價的上漲報到GDP里面，一級一級地“加碼”，帶來GDP總量表面上的靚麗。這樣“創造”的GDP又有什么意義？

　　不能僅是靠投資拉動的GDP.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應該反映經濟發展的綜合能力和整體水平，其構成也應是多種因素的綜合，既有投資拉動的因素，也有科技進步的因素，還有結構調整、改革創新的因素。目前，我國GDP的構成還比較單一，投資因素比重過高，甚至占了主要份額。必須提高科技進步因素在GDP中的比重。還要在GDP的增長中，真正體現社會事業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與提高。要調整經濟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大力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和服務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總之，結構科學的GDP，才是高質量的GDP.

　　要形成結構科學的GDP，就必須大力推進改革創新，破除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激發社會活力，就是解放生產力。只有舊的障礙破除了，新的東西才能出來，被壓抑的潛力才能得到釋放。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還可以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從另一個角度看，也等于是增加了社會財富，等于創造了GDP。我們一定要把GDP的增長，建立在充分發揮人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的水平之上。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不僅表現為經濟增速的回調，更應表現在增長動力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再平衡上。“新常態”折射出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全面深化的階段。在這一重要關口，正確認識和對待GDP，對于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近期目標和長期發展的平衡點、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的結合點，從而牢牢把握主動權，實現“新常態”下長期持續穩定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