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其目的、內涵和做法將發生一些根本的變化。因為隨著各級政府開始重視資源配置過程中“市場起決定作用”這一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財政政策將更多用在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企業減稅、支持其創新、便利其投資的公共環境建設和各類民生事業的改善和發展項目上，而且要利用市場經濟的工具來調動各類企業的積極性，并通過它們的共同參與來實現。這樣做帶來的另外一大好處是，讓我們的貨幣政策在未來全球流動性泛濫和突發性收縮的時刻，在國內實體經濟投資信心不足而導致的流動性緊張和虛擬經濟過度樂觀導致的“錢多”并存的問題上，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和引導市場利率健康發展的有效機制，從而緩解通脹、通縮的壓力，乃至遏制住泡沫膨脹和危機爆發的系統性風險，以確保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活力久經考驗，長盛不衰。

　　2014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挑戰依然不可小視。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未來一年經濟工作定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因為從外部環境來看，“不確定”的因素依然挑戰著市場的信心和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

　　首先，美國經濟雖然在穩步復蘇，但QE3的退出卻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如果美聯儲采取“間歇式”的方式降低購買國債計劃，而國債收益率又跟隨市場退出的“預期”不斷上升，那么，很有可能美元會“間歇式”地升值，而且國際資本也會出現“間歇式”的“大退潮”現象，從而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遭遇到像2013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那樣的金融市場受沖擊的問題―其危害程度取決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度和本國金融體系發展的成熟度。開放度越大，市場越脆弱，價格暴跌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發達國家的低息政策不會輕易改變，因為它們今天面臨的就業壓力和債務負擔使得它們更傾向接受“弱勢美元”“弱勢日元”乃至“弱勢歐元”的貨幣結構。尤其是日本和歐洲經濟依然疲軟，更會導致向中國市場的套息交易的資金，隨著它們堅持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變而不斷增加，從而常態下的外匯占款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有增無減，這將直接考驗我國貨幣政策和外匯管理戰略的有效性。

　　再次，若發達國家的就業水平處于持續低位的狀態，無法在新的一年中得到快速解決，再加上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市場開放要求，會導致我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的成本和風險增加，同樣也會挑戰我國監管體系的運行效率和中資企業的競爭力。一句話，中國未來“穩中求進”戰略的運行效果，將完全取決于我國自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能力和融入國際市場所需要的務實大膽的推進方式。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也受到了過去引以為豪的“四大紅利”減弱和社會大眾高度關注的內需不足的“三大障礙”所帶來的諸多挑戰。如果不正面解決這些問題的話，那么，別說未來“增長方式”的轉變會受到很大影響，就連我們要擺脫現在國內實體經濟“錢荒”和虛擬經濟“錢多”并存的問題也會變得舉步維艱。針對每一項挑戰，筆者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提出的各項改革開放的內涵，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人口紅利”盡管不再像以前那樣以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再現，但是，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和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擺正后，勞動力資源還會不斷涌現。只要在戶籍政策、企業稅收政策、生育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上不患得患失，大膽改革，穩步推進，那么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貿然放棄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充分就業的問題。退一萬步講，今天很多從事制造業的中小企業，在外部市場消費能力還沒有恢復，以及國內社會內需能力仍舊不足的情況下，確實無法承擔“民工荒”所帶來的高成本、擠壓利潤的壓力，但是，從眼前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中我們能找到中國經濟儲藏著另外一個寶貴的“人口紅利”。只要年長的企業家和年輕的未來職業經理人之間，通過外部的制度建設和內部的激勵機制設計，形成一種充分的信任關系，那么，多元化的致富模式―靠差異化標準和技術的打造，再加上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優勢，中國經濟就會在盤活兩種“人口紅利”的基礎上越戰越強。

　　第二，“全球化紅利”雖然再也不能讓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經濟的第二大國僅僅靠不斷增加貨物出口來創造，但是，如果今后能夠通過更加務實創新的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來推動中國企業和世界企業繼續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公平競爭、相互合作，中國的金融業也能夠與時俱進，滿足各類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那么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紅利”將變得更為豐富，其結構也變得更為合理，將在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實業發展和金融發展之間、民企和國企之間、中資和外資之間找到新的增長點和平衡點。

　　第三，“資源紅利”的瓶頸已經讓所有海內外企業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挑戰，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正在面臨地球溫暖化的挑戰。很多豐富廉價的資源，比如中國的煤資源，今天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大規模地投入工業生產，而不可再生資源的創造也因為市場需求的不穩定讓中國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中國今后要密切關注歐美市場所進行的關于“資源標準”的競爭，防止過度投資造成“產能過剩”。中國也要聯合新興市場國家，爭取能夠讓更多發達國家的環保技術無償或低價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來，以彌補前期發展階段所造成的環境惡化的結果。另外，我們自身的節能減排工作也要落到實處，避免已經變得不斷稀缺的“資源紅利”再度無端被占用和浪費。

　　第四，“政策紅利”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它留下的后遺癥已經讓新一屆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地方政府同質化的投資和惡性競爭導致很多基礎性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助長了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蔓延，而且在“土地財政”的推動下問題變得越來越棘手；大量低效的投資，不僅占用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而且也增強了全社會對未來的通脹預期，導致人們一味地去追求投資回報的上升，而根本無視投資風險的存在和積累。這樣發展下去，越來越高企的資金成本，將無法真正去支持實體經濟的結構調整，相反會讓更多企業把產業資產帶到了他們根本不擅長的金融投資領域。

　　因此，本屆政府以開放倒逼改革的胸懷，通過放權、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等“制度紅利”的方式，來全面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建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為此，在扶持企業創新、強化義務教育方面，政府應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以確保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應運而生，大眾創造財富的能力和由此帶來的消費水平日益上升。同時，為了配合健康高質量的供求關系得以發展，政府還應該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和強化其落實工作，更加鮮明地確立“公民財富和產權保護”的意識，只有這樣，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才能真正發揮積極作用，否則還是治標不治本。

　　第五，中國內需不足現象主要源自和民生密切相關的“三大障礙”問題：一是“沒有錢消費”。由于中國大眾工資性收入偏低，財產性收入匱乏，再加上各種稅費居高不下，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政府希望通過產業升級、新型城鎮化建設、收入分配制度的優化等措施來提高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另外，完善金融體系的制度建設也是未來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重要環節，從而確保金融創新的業務能帶來消費者財富增長的實惠，以此來提升中國大眾整體的消費能力。二是“有錢不敢消費”。具體而言，諸如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社會就會出現過度儲蓄，消費不足，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失衡問題，長此以往，就會嚴重制約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政府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不少居民過度投資房地產，其動機就是想“靠房養老”“靠房養病”。另外，一旦“三公消費”被叫停，社會過度儲蓄生活方式又重現，將會導致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后勁嚴重不足的問題。三是“有錢不在國內消費”。今天中國最有消費能力的群體，盡管是少數，但他們卻在海外消費，而選擇在中國投資。如果我們市場自身的誠信問題、仇富的偏激心態問題以及企業自身差異化的生產能力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那么，“藏富不露”的生活方式就會大大減少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甚至還會增加資產泡沫的系統性風險。

　　總之，只要我們能夠盡快撬起13億人口的內需市場，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發展空間就會變得越來越大，中國政府在世界舞臺上為中國大眾爭取應有的“全球化紅利”和負起我們能夠承擔的大國責任，也就會越來越有底氣。但是，無視現在發展的約束條件，拖延改革的大好時機，只滿足于當前“治標”的政績工程而不顧“不治本”所帶來的未來積重難返的風險，尤其是在錯綜復雜的內外環境下，好高騖遠，急于求成，其結果一定會事與愿違，得不償失。一句話，“穩中求進”才是我們未來必須要把握好的發展總基調。

　　作者系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